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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6年第4-5期合刊名人堂—教师节，痛失大师郑成思

    200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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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节，痛失大师郑成思

     

    郑成思，1944年12月出生于昆明，1967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工作至今。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导，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2003年受聘为英国爱丁堡大学知识产权与技术法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之一。

    曾任国际版权学会（INTERGU）顾问，英国牛津《欧洲知识产权》杂志、伦敦《世界版权》、《中国法学》等杂志编委，香港学术评审局专家组成员，中国版权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郑成思参加过我国版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等法律起草、制定或修订工作，以法律顾问及专家的身份参加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对外谈判。在国内外出版过24部著作，发表过上百篇论文。

    主要学术观点：

    “知识产权法是民法中一个特殊分支，不了解，不研究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将不可能对它有真正的认识；强调其特殊而作出违反民法常识及一般常识的结论，同样不可取。”

    主要著作：

    《WTO知识产权协议逐条讲解》、《中国民事与社会权利现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的法律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版权法》、《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议》、《著名版权案例评析》等。

     教师节，痛失大师郑成思 中国知识产权“第一人”陨落                     ■文/赵蕾  苏永通　　9月10日晚10点10分，一代知识产权大师郑成思去世。 　　5月19日，社科院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郑成思悄悄离开了，没有参加完其他博士的答辩。见他的人说，“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一周后，郑成思给中央领导讲了一次课。讲课前夕，社科院法学所和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党委书记陈盨到他家看过他，“当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陈盨劝说他，如果身体实在承受不了，所里可以向有关方面汇报。郑成思说，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这次讲课他必须去。 　　5月26日，郑成思第二次站在中南海的讲台上。此时距离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已有一年。家人告诉记者，确诊时，病魔已经折磨了他整整八年，但医院一直没有查出来。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病痛一直折磨着这位学术泰斗。 　　“都没地方动刀子了。”他的夫人说，她拖着疲惫的步子，显得消瘦而憔悴。 　　郑成思生命中的大半光阴都烙上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印迹。 　　1979年，多数国人不知知识产权为何物时，郑成思翻译《各国商标法概要》，把知识产权制度首次引入中国。 　　1984年郑成思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知识产权专著《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他翻译出版的《专利法基础》和最先发表的关于专利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的论文，成为1985年中国第一部专利法的基石。 　　“这两天起草郑教授的生平，我发现，他在知识产权中的很多领域都有创建性的作用。”陈盨告诉记者。 　　陈锦川从1993年开始从事知识产权的工作。“最早看到的都是郑教授的著作”。陈现在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副庭长。他告诉记者，1980年代郑成思介绍了很多国外的判例，当时国内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一片荒芜。 　　1994年4月，谈判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正式签订。不出半年，郑成思撰写并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解释该协定的著作———不仅把协定翻为中文，还加上自己对相关条款的注解。 　　他的同事、国内知识产权界著名学者李顺德大为惊叹。他坦言，如果不是长期跟踪研究，著作不可能这么快出来。 

    　　这本小册子成为当时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方代表团人手一册的读物。在那轮谈判中，郑成思是中方的法律顾问。

       

       “因为他对TRIPS协定的研究很深入，在谈判中击退了美方提出的超越或者违反协定的要求。”李告诉记者。

    　　 那轮谈判过后，当时的外经贸部通报表扬了郑成思。国际法官学院副教授管育鹰告诉记者，美国商务部官员到访中国，曾“点名”想和郑成思见面，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除此之外，郑成思不愿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2000年前后社科院法学所换届，“中央组织部已经下文了，任命他为所长。”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室研究员李顺德告诉记者，郑成思最后还是辞掉了。　　郑成思也不愿意兼职当律师。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室主任李顺德曾经问过他原因。郑成思的回答是，“当了律师就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代表了，不可能中立，法院也不会来找我，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向他们提意见和建议了。”　　但郑成思当过原告。他把侵犯自己著作权的网络公司告上法庭，在他看来，没有比身体力行维权更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他的大女儿说，父亲最看不过那些侵权的事情。社科院法学所知识产权室的周林告诉记者，这是他觉得郑成思的特别之处，“他是个学问家，也是个实践者。”    “老师太忙太累了！”唐广良告诉记者，每次面对老师，他总觉得特别惭愧。唐告诉记者，老师每天只睡四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在读书和做研究。在学生们看来，郑成思是个近乎“无趣”的人，“有时甚至觉得他连基本的需求都没有。”    “在法学成为显学的今天，像郑老师这样的大家，完全可以不用那么艰苦。”陈盨向记者感慨道，“郑老师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术上了。”　　 郑似乎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我真想多活三五年，没培养出能超越自己的人才，有愧于国家。” 郑成思的突然离去让他多年的同行、国内另一著名知识产权学者吴汉东感到难过。法学界曾有“北郑南吴”之称，在吴汉东心目中，“郑老师永远是第一小提琴手，他是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的启蒙者。” 吴汉东说，他和郑成思对决策层提出的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战略感到鼓舞。“可是，国家知识产权的春天来了，郑老师这个播种的人却走了。”                                  （原载2006年09月14日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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